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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世家,重塑时尚

发布时间:2020-03-26 12:02来源:互联网

“国王已逝”——这是1972年三月女装日报的一则头条。不需多加解释,彼时高级时装圈中众人皆知这位“国王”是指代着何人——克里斯托瓦尔·巴黎世家。这个主宰了战后高级时装的巨匠,被克里斯汀·迪奧喻为“唯一的大师”的西班牙人,其故事如同Balenciaga曾经在巴黎乔治五世大道十号那总是垂下幕帘的奢华沙龙一样——你听过他的名字,却从不知道他的故事。在2017年,这位末代巨匠随着几大博物馆的展览又重现于世,继巴黎布德尔博物馆的巴黎世家特展之后,英国著名的设计博物馆V&A也将在不久的将来推出《巴黎世家:重塑时尚》特展,让我们随着这些展览,回味一下巴黎世家传奇的一生及其时尚王国的辉煌历史。

一个人童年时所处的社会阶层背景,总是会影响着其一生的故事。不同于香奈尔用亦真亦假的故事来回避其卑微的出身,同样并非出身世家的克里斯托瓦尔则选择了不在场。“不要因为社交而消耗自我”,他曾经这样劝导过他的设计师友人苏姆施特格。这位设计师一生只接受过一次媒体采访,从未在自己的沙龙秀上谢幕,甚至媒体圈中已经有人怀疑巴黎世家这个人是否真实地存在。连其时装屋最尊贵的客人,追随其二十三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宝琳·罗斯柴尔德说过“我熟知并热爱着这座时装屋中每一位匠人,但巴黎世家先生依旧是个迷。”

克里斯托瓦尔成长在传统的天主教家庭,在11岁的那一年其父亲因中风离世,他随其姐姐阿古丝蒂娜和哥哥胡安马丁,一同由其母亲独自抚养长大。他曾对他一生密友的纪梵希说过,自己最早的一件设计是给他的猫作了一条项链,而这或许是受其身为裁缝的母亲的耳濡目染。而也正是因此,小时候克里斯托瓦尔经常随其母亲为卡萨托雷斯侯爵夫人裁衣。侯爵夫人家中的那称得上辉煌的衣橱、上等的家具、悬挂着的戈雅和委拉斯凯兹的画作,是对这位贫民阶层寡妇之子天赐般的艺术启蒙。

通过侯爵夫人的介绍,克里斯托瓦尔成为了一位在圣巴斯蒂安的裁缝的学徒,随后在卢浮宫百货商场谋得一个采购买手的职位。五年之后,1918年在其长姐的支持下,克里斯托瓦尔在圣巴斯蒂安开出了自己第一间时装沙龙C.Balenciaga。随后他重新开立名为Christobal Balenciaga的时装屋,其店铺逐渐铺展至马德里和巴塞罗那。

时代铺陈了Balenciaga早期的商业成功。在一战时期,作为中立国的西班牙依旧维持繁荣,而毕尔巴鄂这个作为银行业和工业中心的口岸,为圣巴斯蒂安地区引来不断的财富。有着记载当地的旧派贵族依旧每年从巴黎订购365顶帽子,足以见得当地上流社会奢华的消费。当时巴黎最重要的高定时装屋Callot、Paquin和Worth都来此地展示他们的系列,而这其中一间亦归属于巴黎世家的一生伯乐:玛德琳·维奥内特。

虽然维奥内特和巴黎世家属于两代设计师,但却在时装设计上有着一致的想法,二人都认为时装应雕塑人的身体,而非禁锢;而时装匠人更应是建筑师,而非装饰者。在二十年代早期,玛德琳·维奥内特非常欣赏巴黎世家的设计,并鼓励其建立自己设计的品牌(早先巴黎世家多次购买巴黎时装并进行改造,这一行为在彼时是被许可的)。1925年,在巴黎世家以高定设计师的身份展示的第一个系列中,模特按照巴黎时装界的传统手持号码牌鱼贯而出。而这一系列迅速博得西班牙上流社会的青睐,时装屋的销售单中记录着:“玛利亚克里斯蒂娜皇后:57号黑色缎面裙,62号黑色套装,60号女衫;伊莎贝拉陛下:87号晚装裙。”凭着出色的时装技艺,21岁巴黎世家开始频繁出入Miramar皇宫为西班牙王室服务,而这样与欧洲贵族的联系,也是其一生最为贵重的财富。1960年,比利时王妃的婚纱即出自其之手,而六十年代,时装屋的模特曾会发现向来寡言的巴黎世家先生,坐在沙龙的白色沙发上,与西班牙流亡女王维多利亚·尤金妮亚相谈甚欢。

在巴黎世家的西班牙时期,WladzioJamworowskid’Attainvilla是另外一个决定了他一生故事的另外一个重要角色,这位有着波兰和法国血统的年轻人有着广厚的人脉(其祖母是吉卡Ghika公主),在与巴黎世家于法国相识后,随其回西班牙加入其时装产业,巴黎世家总是惊讶其在社交场上的游刃有余;而同时,这位一头黑发的皇族后裔,也是巴黎世家的人生伴侣。而或许这也是让克里斯托瓦尔·巴黎世家这个自严格天主教家庭的设计师对其个人生活一生保持缄默的另一个原因。

对于巴黎世家离开西班牙前往法国的原因,一般人们总以对巴黎高级定制时装的向往这样浪漫主义的原因一笔带过。但非常现实的原因是,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爆发,让巴黎世家最为出手阔绰的西班牙贵族一夜蒸发,使得他不得不在国外继续寻找新的机会。1937年他短居伦敦,一说他曾在Selfridges百货和英国高定设计师哈特奈尔处短暂任职,一说他最终并未取得工作签证。最后或许因为Wladzio,巴黎世家最终来到巴黎。并在乔治五世大街十号开设了时装屋。

巴黎世家出资5000法郎,他的伴侣Wladziod’Attainville和另一位巴斯克商人出资95000法郎,但对于一个开设在巴黎的高定时装屋来说,这却依旧只是一个捉进见肘的资金量,设计师必须做到一战制胜。对于首个系列,巴黎世家所能准备的只有临时挑选的家具、少数的几个雇员、而裁剪师也必须负责包装。更现实的是,巴黎依旧视他为一个西班牙人,巴黎时装的抄袭客。

第一场秀只有少数媒体到场,最终的评价也都相对积极。对巴黎世家来说,他更看重来自Bloomingdales、Saks和Bendels的订单(他们一共为这个初生的时装屋带来了近二十万法郎的利润)。而巴黎世家这个名流客户的宠儿,其首个系列亦收到了来自Westminster公爵夫人和演员玛德琳兰伯特的青睐。

这位曾经巴黎的局外人瞬间成了时尚圈中的焦点,但巴黎世家却一直退后在人们的视野之外,Vogue的编辑贝蒂娜·巴拉德将这解释为他对工作全心的付出,而他的客人、彼时的时装偶像格洛里亚·吉尼斯却说:“他实际上没有他向世人展示的那样害羞,不过他的确对人和钱都没兴趣。“但实际这位高大英俊的黑发西班牙人却生活有着特别的情趣:他喜欢滑雪,喜欢完美的食物,巴黎世家时装屋最传奇的销售弗洛莱特日后向其传记的作者说到:”他教我怎么制作一杯DryMartini,他用手帕垫在冰块下吸走任何一丝多余的水份,然后剩下的全都是杜松子酒。“

巴黎世家置身人们言论之外最终在巴黎被占领期间获得了特别的回报。纳粹进军巴黎后企图将所有高定时装屋转移至柏林和维也纳,巴黎服装工会的主席乐龙为保护巴黎的高定产业,也为了维系法国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让媒体宣传时装对法国文化的重要性,最终纳粹政府以严格的物资管控和配给制度向之妥协。但战时的巴黎不少时装屋已闭门谢客。莫里紐茲和梅因布徹各自回到英国和美国,维奥内特已经退休,夏帕雷利移居美国,而香奈尔则和她的德国情人一起搬到了尼斯,并同时用香水业务的收入从被流放的维特摩尔犹太兄弟中买回其所有的股份。

克里斯托瓦尔·巴黎世家作为西班牙公民的身份使得他可以从西班牙带来面料,虽不及战前法国的制作水平,却强过管控下的材料品质。而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在政治态度上的沉默,使得其在西班牙的产业在西班牙战后迅速重新启动,并与皇室顾客维系着长久的关系。在巴黎的巴黎世家时装屋,作为少有的几家之一,在占领时期依旧营业。或许对于这位西班人来说,他并没有太过“爱国主义“的道德包袱,”但实际上,德国客人并不多,主要的客人那些有着奢侈品购物配额的演员和歌星。”在时装屋工作终身的弗洛莱特对作者玛丽·布鲁姆说道。但那些彼时因黑市盗卖一夜暴富的下层人,他们的妻子的确是这个巴黎最为昂贵的时装屋一生最不愿接待,却维系了其命脉的客人。

即便是最富盛名的时装屋之一,但巴黎世家在乔治五世大街10号的购物,或许并不是件令人愉悦的经历。巴黎世家时装屋的傲慢甚至令彼时最有名的时装摄影师欧文·佩恩都甚为厌恶。“那些穿黑衣的女人是我的敌人,我每次去他们时装屋时他们都只让我从后门进,这样我们就不会撞见客人。他们才不管这是不是为Vogue的拍摄。”

但巴黎世家的这种冷漠或许正是这个时装屋所拥有的不可触及的奢侈感。相较很多其他时装屋,克里斯托瓦尔在进入巴黎前已经有着相当丰富的商业经验。对于同时期时装品牌的短命,巴黎世家统领巴黎整个四五十年代也或许正归功于此。

一切实际是异常精心策划的消费体验。对于购买高级定制的客人,他们将从精品店后部的入口,又由红色克尔瓦多皮革包裹装饰的电梯带领到第三层的沙龙。一侧是为不同等级客人准备的试衣间,另一侧是白色的沙龙,而八名销售和她们的助手的工作台在走道的两侧。但即便是巴黎世家最为重要的员工之一,这些与上流社会来往甚深的女人们的地位远远不如时装屋的制衣人员和模特。她们并不被支付基本工资,所有收入全部来源于销售佣金,所有的福利待遇只限于每人每年可以获得一件来自时装屋的黑色裙装工服,但她们必须支付面料的费用。即便在时装圈以慷慨著称的巴黎世家甚至出资为早年的纪梵希建立其时装屋,在六十年代末时装屋关闭时,员工只领到了微薄的补恤金。“只够我粉刷一遍我寓舍的墙壁。”她们其中一位退休销售说道。

高级定制沙龙每天对私人客人进行时装秀展示,但巴黎世家本人从未在沙龙中与客人见面。设计师本人偏好那些高挑并不丰满的模特,而她们也同时被教导到不要与客人有任何眼神接触,这也成了这个时装屋模特的一个标签。巴黎世家从未像迪奥或者圣洛朗那样为其设计命名,客人在展示时将模特手中所持的号码记下,并在秀后与自己的销售沟通购买。试穿由最资深的工作室首席进行,而最重要的客人,包括各皇室成员,将在“蓝色沙龙“中试衣。这一过程中销售会在一旁,但绝不被容许碰任何一枚顶针。

芭芭拉霍顿是这个时装屋最传奇的客人制衣,这位美国Woolworth家族企业的女继承人,曾经一天就会从时装屋订购三十一件高定,而前两天则刚买了二十九件。时装屋不得派员工到她在丽兹酒店二楼的套房为其提供半天的试衣,为芭芭拉则一边用水杯喝着杜松子酒。这位阔绰的贵妇曾在当时花15000美金订购一条她去维也纳参加舞会的礼服裙(而当时圣洛朗作为Dior首席设计师的年薪是14000美金),她甚至愿意为她在Balenciaga时装屋的销售买一套新的公寓。为何这些拥有财富的女人挥霍重金去买一件只穿一次的衣服,而她们本人对时尚甚至无甚热诚?

1939年名为“infanta”的裙装设计是巴黎世家正式作为巴黎高级定制设计师的第一个时期的标志。这一时期他引用了大量西班牙的文化元素:斗牛,贵族服装和厚重的油画式色彩。这也迅速成了媒体对这一新晋设计师的标注。在这件缎面长裙上,黑色滚边镶嵌的Bolero外套非常西班牙式,而对比下的黑色在丝绒的材质下显得更为深邃,而美国Harper’sBazaar则认为这种黑色是设计师对西班牙内战的隐喻。设计师在随后的几年中一直在其设计中延续这一设计元素,但其本人也很清楚这是一件为制造话题而打造的“秀款”。“别买它,这只是为走秀设计的”他——在1946年展示了一件斗牛士式的夹克后对她的客人和朋友利安索尔侯爵夫人说道。但巧合的是这种短身的上装正迎合了当年的面料管控而颇受客人的欢迎。

巴黎世家往往让人所记住的,是在作品最为成熟时期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早期的设计。巴黎世家的经典套装,最为标志的是向后滑落的低领口和较短的“手镯袖”,这样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让穿着者能时刻展示其所佩戴的昂贵珠宝首饰。设计师一直迷恋一种向后倾斜的设计,这样的廓形巧妙遮盖了女性身材的缺陷。而在五十年代中期,巴黎世家的斜裁的铅笔裙,将奢侈感赋予于实用性上。同香奈尔一样,巴黎世家也相信时装不应该限制身体。其大部分的设计,都可以轻松的从头上套穿上。巴拉德的丈夫曾请巴黎世家一同帮他夫人把她Dior长裙上三十个细小的纽扣穿上时,这位英俊绅士的设计师不禁喊道“迪奥真是疯了!”

他喜好厚重的面料,这样能赋予她的设计体积和解构感。在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屋中,巴黎世家总是面料的先行者,他在五十年末曾实验过cracknyl,而六十年代则将斜纹天鹅绒软昵引入设计。而他对面料的热情,让他曾不顾法国政府一段时期中主张时装屋实用本国面料的主张,从苏格兰和瑞士等地进口面料。

同时,他也是位颇为大胆的色彩实验者。六十年代,其对黑白几何化的运用广为人知,而他对色彩巧妙甚至略带出位的组合,也是这位大师的另一个天赋。Harper’sBazaar曾盛赞他对芥末色与深莓果色、灰绿与深紫红色搭配。另外一种他经常使用的冷调但生动的粉色被人称为“Balenciagapink”,而粉色与黑色蕾丝的运用,是对戈雅油画的时装解读。

巴黎世家的传奇在1968年落幕,有人说他是过于固守高级定制,而不愿拥抱六十年代的成衣化趋势。但实际上,这位设计师是成衣零售出身,其西班牙的成衣线Elsa也一直维持运营。也有批评声指出在六十年代末期,其设计过于夸张,而完全忽视了人体,最终的退役是灵感的枯竭。的确对于这位设计师来说,他最终的设计的确超出了这个主流品牌所能适应的美学极限。1967年巴黎世家展示了那件著名的Choudress。这件全身位黑色的裙装巨大的荷叶边装饰包裹住脸庞并垂及双肩。同系列中,亦包括一件四方形的“Envelopdress”和曾被品牌后继者之一的王大仁多次引述的,一件煤斗型的白色婚纱。第二年设计师关闭了时装屋,遣散所有雇员。

巴黎世家退出时尚圈也的确代表着整个巴黎高级定制权威的陨落。六十年代的青年文化统治了时尚的语调,而随之而来的民主也自然要推翻旧时代的雕塑。但对于这个设计师而言,退出或许只是对生命的一种疲惫。两个品牌每年四个系列的设计和商业管理、家庭的责任、贫寒的出身、天主教的背景、名利场上的权势纠葛和他同性恋的身份,对于任何一个即便拥有再多天赋的人来说,都太多、都太过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