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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献身教育鞠躬尽瘁的厦大化学系第一任书记刘正坤

发布时间:2020-04-04 18:49来源:互联网

这是厦门大学教授丁马太为纪念厦门大学化学系第一任党支书记刘正坤而撰写的一篇悼念文章,字里行间,情真意切。作者写的是其本人与刘正坤生前交往的一些平实片段,展现给读者的却是刘正坤献身教育、鞠躬尽瘁的熠熠生辉形象。

丁马太1963年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有机工业系后,即到中科院西南有机研究所工作。是该所参加化工部组织“氯丁大会战”攻关团队的主要负责人,为挽救因前苏联专家撤离而瀕于破产的我国合成橡胶工业做出贡献。

1979年调到厦门大学,受命参加时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厦大副校长蔡启瑞教授主持的“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研究。曾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于1982、83两年到美国南加州大学作访问学者。

上世纪80年代初,其关于本科专业应基于“厚基础、宽专业、强技能”理念,统一改为按一级学科设置,并尽快设置“材料”专业的建言,得到国家教委重视与采纳。于1985年,获国家教委授权,主持我国首设的“材料化学”本科专业(现已发展为厦大材料学院)的独家示范性创办。同时,主持膜科学与技术研究,旨在开辟膜科技为生活与生产实际服务的新局面。于1996年召回在新加坡的兰伟光博士(现为厦大水科技与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加盟其团队,创立了厦门大学膜技术应用与推广中心。

在受邀参与福建省“七五规划”起草期间,力主建立和发展石油化工,并提出先炼油出油品、继发展石油化工及其后续产业的两步走发展方案,得到胡平省长高度重视,促使泉港石油化工基地的诞生和发展。

丁马太退休后还应邀参加龙岩学院的创办,被省高校设置委员会专家誉为成功的“马太模式”,获授“杰出人民教师”称号。

之后,又应邀主持航空航天、核电以及现代国防等高端科技急需的某特种先进材料的先驱体的成功合成与量产,再立新功。

丁马太还曾兼任厦大党委委员、校长办公会成员、工会主席;国家教委首届高等学校化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国家教委首届高等学校材料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原计划于庚子正月初一去给“老刘”(刘正坤)老书记拜年,却在年关即将到来之际,突然传来长期坚持与病魔作顽强抗争的她老人家已于已亥腊月廿二安祥离世的噩耗,不胜哀伤痛惜!

1979年5月,我自中科院西南有机化学研究所调来厦大化学系工作时,是大家都称为“老刘”的时任化学系党总支书记的她第一个接待了我。但是,就在我们的这第一次见面,双方却闹得很不愉快。因为我对让我到催化教研室工作的安排很不理解,抗辩说,我念的是高分子专业,参加工作以来也一直从事着高分子合成研究,来厦大之前联系的也是高分子教研室,组织上没有理由突然让我转到另一个我并不熟悉的专业。她说这是蔡先生(即时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厦大副校长的蔡启瑞教授)的意见,也是组织上的决定,让我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应该服从组织安排,服从工作需要?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她就很有点生气了,很严肃地批评说,你这位同志刚一到来就这样不听话,很不好。最后她说,这样吧,蔡先生要亲自和你谈谈,你去找一下他吧。我是在深感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情况下,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勉强服从的。所以,彼此几乎是不欢而散的。

和老刘的第二次打交道是在当年的九月。那天,化学系进行“文革”以来的第一次职称英语考试。看到我正在步入考场,老刘把我叫住了,问“你来干什么?”我没好声气地回答“不是说我档案里的成绩不算数吗?”老刘说“怎么会不算数呢?算数!算数!你回去吧!”我却很不礼貌地赌气说“我就不信厦大对英语的要求会比中科院的标准高,我能够在西南有机所考个第一,在这儿就过不了关?今天,我就偏偏要参加这场考试。”

事情还得从上学期末说起。临近暑假时,催化教研室书记朱朝贤通知我,暑假过后,同事们都得参加职称外语考试,需要利用暑假期间好好备考。但是,蔡先生主持的“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研究不但不能停下来,还得加紧进行。因为我个人档案里已经存有我调来厦大之前在西南有机所参加职称外语考试的成绩,这次就不必再参加考试了,所以,暑假我不但不能休息,还必须加把劲,把这项研究任务完全承担起来。我当然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在我看来,同事之间这样的相互支持,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也确实努力地践行了诺言,整个暑假就是这样没日没夜地独自泡在实验室里。但是,就在职称外语考试前一天的傍晚时分,还是这位朱书记却来到实验室通知我说,我档案里的职称外语成绩,因为不是在厦大取得的,学校不予承认。所以,明天早上我还得照样参加考试。这下子真的把我彻底惹怒了。虽然,我知道,这个事怪不到朱书记的头上,他只不过是传达学校相关部门的意见,但是除了把他臭骂一阵来出出我的一肚子怒气,我还能怎么样?

事后,我心平气和地细想,觉得自己把气撒到老刘身上,也是毫无道理的。这事之所以出现转机,从“不予承认”到老刘口中的“算数”,一定是朱书记在挨了我的臭骂之后向老刘作了汇报;而老刘也觉得学校这样处理确实对我不公,并亲自和有关部门进行了交涉,为我讨回了这份公道。而我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非但没有领会到她的一番好意,还对她极不礼貌,说了赌气的话,做了赌气的事。虽然参加考试之后,对于考试结果,我自信满满,甚为得意;但是,内心却很是不安,觉得确实对不起老刘;与此同时,对于老刘身上那样一股不计前嫌,秉持公道,仗义执言,为民打抱不平、讨回公道的正气,打心底里由衷地敬佩。

和老刘的第三次打交道是在1984年秋,是她和时任化学系主任的顾学民教授共同约我谈话。1984年8月,国务院批准了福建省引进彩色感光材料生产线项目。时任省委书记的项南特别嘱咐厦大未力工书记,务必动用厦大的科技力量,全力帮助这一引进项目在厦门的顺利实施。老未随即指示化学系把这项任务具体承担起来。化学系领导研究决定,由我全权牵头负责此事,并赋予我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化学系范围之内调兵遣将的权力。于是,我立即邀约了近十位同仁一道前往该项目在厦门的筹备处,拜会其负责人张景禹。对方提出,希望我们能够设置“感光材料”本科专业,每年为其培养50名学生。我认为,对方的这种要求只是考虑他们自己当前的需求,并没有考虑这样的专业一旦办起来,能够存在多久,想法不切实际,我们不应该盲目接受。令我非常高兴的是,对于我这种看起来不好向项南书记交代的意见,却得到了老刘的全力支持。老刘这种不唯上、实事求是的精神,再次令我十分敬佩。

1985年6月,我随辜联昆副校长和已经转岗担任教务处处长的老刘到上海,代表厦大祝贺复旦大学80周年校庆。老刘让我联系我的母校华东理工大学。她想借此机会进一步听取化工界同行专家对于创办“感光材料”专业的看法。当时主持我母校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张包镐不但派车到复旦接了我们,还和教务长顾福元一起,整个上午都陪着我们。“染料中间体”是该校久负盛名的招牌专业。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第一部国产彩色电影《女篮五号》所用的活性染料,就是他们的科研成果。而张包镐正是这个专业的早期毕业生。他非常坦率非常明确地支持我的意见,的确,感光材料专业人才全国需求量太少,如果每年有50名毕业生,很快就饱和了,此后的毕业生就业怎么办?而创办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力、财力、物力投入都很大,总不能刚办起来就半途而废;况且国内已有染料中间体专业的毕业生已经可以完全满足感光材料厂家对于人才的需求。有了这样的佐证意见,我们就更加有了底气。从老刘这种对事业认真负责、牵肠挂肚,对决策反复推敲、虚心求教的工作作风,我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教育。

在这之后,我主张本科专业应当本着“重基础、宽专业、强技能”基本理念,一律改为按一级学科设置,还建议我国高校应当尽快设置“材料”本科专业,都得到时任教务处处长的老刘的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和帮助。而当我的这些意见得到国家教委鼎力支持,授权我在厦大率先按一级学科创办“材料”专业时,尽管创业道路充满艰辛,但是,自始至终得到老刘全心身的关爱、支持和帮助。我看到了一位共产党人献身教育事业的家国情怀、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感人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伟大人格。

通过慢慢增多的工作接触,以及通过一些文字材料和老厦大们的片段口述,我逐渐对于老刘的过去有了一些了解。刘正坤,江苏常熟人。1946年10月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1948年6月加入中共闽西南厦大地下党,化名“沙黛”,从事革命工作;1949年5月-1949年8月,任中共厦大闽西南地下党总支直属党小组组长、第二届总支理工党支部组织委员。

1949年4月,她经过严格考察,亲自介绍毕业于蒋介石担任校长的中国空军幼年学校(“空幼”)、并于1946年夏天考取厦门大学航空系的大学生王克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厦门,王克铭受党组织指派,利用“空幼”校友关系,对国民党海军军官学校周继祖、喻克良、陈健等3名学员进行策反,成功地将他们送往惠安游击区。随后他们又与惠安的厦大党员李洪等人一道,配合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党员潘少虹等,策动了一个工兵连起义。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成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完成这一任务后,王克铭于1949年8月到解放军第10兵团31军91师做翻译工作,曾参加一线部队攻打厦门鼓浪屿的战斗。解放后,特别是“文革”中,王克铭因为“空幼”的履历饱受坎坷,但矢志不移,无论在空军第4航校,还是在山西省建筑工程学校从事教学,他都忠于职守,多次立功受奖。1987年12月离休后,依然是坚定信仰,一身正气,时刻保持共产党员的党性和先进性,在多方面发光发热,为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特殊贡献。因为他始终牢记当年老刘对他的教育、牢记他入党的誓言。

厦门解放前夕,毛森疯狂抓捕、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上了毛森黑名单的老刘被迫从厦门撤退到漳州,并于1950年和负责组织她们学习的未力工相识相知。

1952年10月老刘调入厦门大学任人事科员,1953年下半年调电机系任辅导员,1953年暑假调任化学系辅导员,1953年9月-1956年4月任化学系党支部书记,1956年4月-1969年底,任中共化学系总支书记,1961年12月-1969年2月还兼任中共厦门大学党委常委。“文革”过后,1977年11月,老刘再度担任化学系总支书记。在老刘主持化学系党的工作期间,他始终把党建工作放在首位,真抓实干,也十分重视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工作,积极争取知名化学专家、教授加入中国共产党,卢嘉锡、陈国珍、蔡启瑞等几位我国著名化学家,都是在老刘的引导、培养并亲自介绍下先后加入共产党的。对于党外知识分子也关爱备至,即使在“反右”、“文革”期间,老刘还是想方设法、尽力保护他们,诸如尔后成为中科院院士的田昭武、张乾二等都从中得益。厦大化学系党总支是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一个凝心聚力的领导核心,是高校基层党组织的一面鲜艳红旗。厦大化学系之所以有今天的强大、今天的地位和影响,老刘功不可没。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老刘突然被调离化学系,去主政教务处。有传言说是有人嫉妒老刘在化学系有着一呼万应的崇高威望,为之打抱不平的不在少数。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又全身心投入新岗位,把教务处工作搞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的老刘。尤其是诸如计算机、电子工程、科学仪器、材料科学与工程、建筑等等一大批工科学科的创办和发展,都浸透着老刘的心血和智慧。老刘老益当壮,为厦大成为一所真正综合性现代化高校立下汗马功劳。和老刘第一次见面时要我思考“是不是应该服从组织安排、服从工作需要”的问题,是她以身作则,做出了漂亮的回答,为我树起了榜样,更不时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老刘离休之后仍然离而不休。她和田心等一批老干部一起,把厦大离休党总支建设成为又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成为厦大弘扬正气、振奋精神、抵御形形色色歪风邪气的一道铜墙铁壁。

老刘在长期与病魔的抗争中表现顽强的斗志与毅力,留给我们难忘的记忆。她还苦中作乐,参加老年大学的国画班学习,并且颇有成绩。她这个阶段的国画作品结集成册之后,就立即赠送一册给我。从中,我看到的是一种天分、一种勤奋,更是一种精神。

老刘的一生告诉我们,人活着要有信仰,要坚贞不渝地为之努力,那么,人的一生就不会白活。